文/  鄭同僚
 
上元黃昏,火紅的太陽剛從西天入海,皎潔的滿月已經在老家的屋角探頭。我收起拍夕陽的腳架,轉過身來,鏡頭對著果然故鄉比較明的月色。

難得的冬日晴空,晚天沒有一絲雲彩。有個中年人,搖搖晃晃向我走來;還起碼有十米遠時,我就認出來,他,是我四十年沒見面,既失聰也瘖啞的小學同學。

神韻沒有變,只是塵滿面,鬢如霜,背也明顯佝僂了。我放下相機,摘下帽子,對著他笑;心想,我認得他,料他也應如是吧。

同學給了我一個對陌生人的友善笑容;然後,指著月亮、比劃著房子、又指著我的相機,似乎很熱心要告訴我,怎樣取他熟悉的景才是好的。我一邊應付他的指點,隨著他的手指,看月,看厝;一邊看著他,對著他,興奮地微笑,還想著,總該記起我來了吧。

記得的,是天地;晴空迅速轉色,天很快變暗澹,我的同學卻依然沒有認出我來。那一趟,以為影音已足以留下當日所需紀錄的,我的身上,沒紙也沒筆;一時之間,我竟不知如何告訴眼前這位聽不到也不會說的老同學,我們是舊識。

大概看我心不在焉,又不可受教,他突然揮揮手,頭也不回,就離開了。明月下,海風乍起,留在當下的,往前行走的,兩個中年人都被吹得衣袂翩然。我不知要拉住他好,還是跟上他好;竟站著沒動,目送著他,一步一步,搖搖擺擺,帶影離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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